他想象着报纸的标题：《杰出神经学家协助警方侦破命案》，或甚至是《艾铎曼的研究使得命案调查有了重大突破》。他怎会蠢到这个地步拒绝了？于是他拿出手机打给督察长包柏蓝斯基。

  包柏蓝斯基和茉迪好不容易在斯德哥尔摩市立图书馆附近找到车位停妥后，刚刚过马路。天气仍然十分恶劣，包柏蓝斯基的手几乎冻僵了。

  “他改变心意了吗？”茉迪问道。

  “对，他要把演说延期。”

  “什么时候能到？”

  “他正在查看时间，最晚明天早上。”

  他们正要前往斯维亚路的欧登儿童与青少年医学中心去见林典主任。这次会面只是要针对奥格斯的作证谈妥一些实务安排事宜——至少包柏蓝斯基是这么想。但尽管林典还不知道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在电话上已经出奇地不配合，他说孩子现在“完全”不能受打扰。包柏蓝斯基可以感受到一种下意识的敌意，应对时口气也不怎么好。一开始情况就不太乐观。

  出乎包柏蓝斯基意外的是，林典并非高大魁梧的人，他身高顶多一米五出头，一头可能染过的黑色短发，老是抿着嘴唇。他身穿黑色牛仔裤、黑色套头毛衣，一个小十字架用缎带挂在脖子上。他透着些许神职人员的味道，显露的敌意真真切切。

  他一副高傲的神态，让包柏蓝斯基不禁想到自己的犹太血统——每当面对这种敌意与优越感，他就会这样联想。林典想要证明自己高人一等，因为他优先考虑到孩子的生理健康，而没有将他交给警方处置。包柏蓝斯基别无他法，只能尽可能和善以对。

  “幸会。”他说。

  “真的吗？”林典回道。

  “当然，很感谢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愿意见我们。若不是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真的不会这么冒失地跑来。”

  “我想你们是希望和那个孩子面谈吧。”

  “这倒不是，”包柏蓝斯基回答时不再那么客气，“首先我必须强调我现在说的话绝不能让第三者知道。这涉及安全问题。”

  “对我们来说，保密是理所当然的事，这里的人口风都很紧。”林典言外之意似乎暗指警方保密不力。

  “我只在乎那孩子的安全。”包柏蓝斯基厉声说道。

  “这么说这是你的优先考量？”

  “坦白说，的确如此。”包柏蓝斯基以更严肃的口吻说，“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事绝不能外泄——尤其不能以电子邮件或电话告诉他人。可以找个隐秘的地方坐下来谈吗？”

  茉迪对这个地方没啥好感，很可能是受到哭闹声影响。附近有个小女孩哭个不停。他们所在的房间散发着清洁剂和另一种味道，也许是一丝残留的焚香味。墙上挂着一个十字架，有只绒毛玩具熊躺在地上，其余几乎没有什么元素让此地显得温馨或吸引人。向来都是好好先生的包柏蓝斯基眼看就要发火，茉迪只好出面，冷静地将实际情形陈述一遍。

  “据我们所知，”她说，“贵中心的医师埃纳·佛斯贝说不应该让奥格斯画画。”

  “这是他的专业判断，我也赞同。这对孩子毫无益处。”林典说。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任何事情对他都没有太大帮助。他很可能亲眼目睹父亲被杀。”

  “但我们也不想让情况更糟，不是吗？”

  “没错。只是你们不让奥格斯画完的画，也许能让调查工作有所突破，因此我们恐怕不得不坚持。当然，你可以安排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在场以防万一。”

  “我还是不能点头。”

  茉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对警方绝无不敬之意，”林典固执地接着说，“但我们欧登中心是在帮助脆弱的孩子，那是我们的职责与使命。我们不是警方的分支单位。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也引以为豪。只要孩子人在这里，就应该相信我们会把他们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茉迪一手强压住包柏蓝斯基的大腿。

  “我们大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命令，”她说道，“但还是宁可不走那一步。”

  “算你们明智。”

  “我请问你一件事，”她说，“你和佛斯贝真能百分之百确定怎么做对奥格斯或是对那边那个哭泣的女孩是最好的吗？会不会其实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自我表达？你和我能说能写，甚至可以去找律师。奥格斯没有这些沟通管道，但他能画画，而且似乎想告诉我们什么。他心里想必受到某种折磨，难道不该让他把这种折磨具体呈现出来吗？”

  “据我们判断——”

  “不，”她打断他，“不必跟我们说你们的判断。我们已经和某人取得联系，关于这种特殊情形，国内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他名叫查尔士·艾铎曼，是一位神经学教授，他现在正从匈牙利赶回来见这个孩子。”

  “我们当然能听听他的意见。”林典勉强说道。

  “不只是听取意见，还要让他来决定。”

  “我答应让他们专家之间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

  “很好。奥格斯现在在做什么？”

  “睡觉。他来的时候已经累坏了。”

  茉迪可以断定要是提议叫醒孩子，绝无任何好处。

  “那么我们明天会陪同艾铎曼教授回来，相信我们一定能合作愉快。”

  第十六章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嘉布莉将脸埋在手中。她已经四十个小时未合眼，深受愧疚感折磨之余再加上失眠，让她的状况更糟。但她还是认真工作了一整天。从今天早上开始，她就成为国安局内一个类似影子单位的小组成员，表面上是在研究更广泛的政策含义，实则秘密调查鲍德命案的所有细节。

  在形式上，小组的领导人是警司摩丹·倪申，他远赴美国马里兰大学深造一年刚刚回来，无疑十分聪明而博学多闻，只是对嘉布莉而言太右倾了。像他这种教育程度高的瑞典人还全心全意支持美国共和党，倒是相当罕见，他甚至对茶党[40]运动表示认同。他十分热衷于军事历史，并在军事学校开课。虽然年纪轻轻，仅三十九岁，却被认为拥有丰富的国际人脉。

  然而他在团队里往往很难坚持自己的主张，实际上欧洛夫森才是真正的主导者，他年纪较长也较趾高气扬，只要急躁地轻叹一声或是浓眉微微一皱，就足以让倪申噤声。而让倪申日子更难过的是刑事巡官拉斯·欧克·葛朗威也在队上。

  在加入秘密警察之前，葛朗威是瑞典国家凶案组一个半传奇性的侦查员，至少听说他的酒量无人能敌，并且凭借某种粗暴的魅力，在每个城镇都有一个情妇。想在这个团队里有出色表现并不容易，随着午后时光渐渐过去，嘉布莉愈来愈低调，不过与其说是因为那些男人和他们之间的雄性竞争，倒不如说是她愈来愈感到不确定。

  有时她甚至怀疑现在知道的比以前更少。譬如她发觉几乎是完全没有证据可以支持曾有过资安漏洞的说法。目前掌握到的只有国防无线电通讯局人员史蒂芬·莫德的说辞，但就连他对自己说的也没把握。依她看来，他的分析可以说毫无用处。鲍德主要仰赖的似乎是他寻求协助的那名女黑客，该女子的姓名在调查中根本没有提及，但他的助理李纳斯·布兰岱却描述得活灵活现。看来鲍德出发前往美国之前，对嘉布莉多有隐瞒。

  例如，他在索利丰找到工作纯属巧合吗？

  这份不确定感折磨着她，而米德堡未能提供协助也让她恼火。她联络不上亚罗娜，美国国安局的大门再次关闭，因此她也不再进一步传递信息。她也和倪申、葛朗威一样，自觉笼罩在欧洛夫森的阴影底下。他不断地从暴力犯罪组获得消息，并立刻上报柯拉芙。

  嘉布莉很不以为然，她指出这样的交流不仅提高消息外泄的风险，也可能使他们失去独立作业的空间，但她的意见未被采纳。他们不但没有透过自己的管道搜寻，甚至将包柏蓝斯基团队传来的信息照单全收。